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发展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发展出了璀璨的政治文明。儒家学派倡导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廉政文化则是其中的核心。

反腐倡廉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问题。《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见腐败一词原指食物由原初的纯粹状态而变质和腐败。后来这个概念被引入政治社会领域，逐渐演变成泛指人类的道德行为或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堕落。而与腐败相对应的词汇“廉洁”产生也很早。《楚辞·招魂》中就有“朕幼清以廉洁兮”的诗句，王逸对此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两大标准：一条是对君王的态度，以“忠和奸”为标准，一条是对平民的态度，以“廉和贪”为标准。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理解，腐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赘痛”和“顽症”，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因，一个能存活几千年的痼疾，必定已经把它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人的本性弱点中，渗透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正因为如此，反贪腐的斗争绝不可能一朝一夕；也正因为如此，廉政文化更加弥足珍贵。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以刑去刑，邢去事成”的说法，主张重刑促廉。韩非子：“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所谓以邢去邢。”古代历史上惩治腐败最严厉的统治者——朱元璋，其霹雳手段令人胆寒，为一个腐败案件能够杀掉几万人。除对腐败的惩治外，我国很早就提出了观察考核官员的标准，比较出名的是“六廉”。《周礼·天宫·小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善于行事）；二曰廉能（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恪守职能，尽职尽责）；四曰廉正（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辨（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这是我国古代对官员廉政最为实际、操作性最强的评价标准。

中国古代，人格的内圣外王是官员阶层的理想追求，“人皆可以成尧舜”代表了基本价值取向，而“修齐治平”则是仕途路线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管子把“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纲领，“廉耻”就是为人处世清正廉洁，是一种内省力量；孔子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更是把为政者自身的品行上升到为权力的有效运作提供政治保证的高度来人事。《官箴》中说：“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公生明，廉生威”，都是说的为官者要有令人敬佩的廉政表现——这是官德的主要组成部分，才能够“以德服人”，进而以德治国。

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承至今，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宝库。今天，我们在自豪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积极萃取古代公廉文化的精华，使其与新时期本局的廉政文化相结合，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