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时候，逛书店似乎是一项乏善可陈的爱好，就像徐志摩的诗：“轻轻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书店里经常飘悬着一种沉寂的氛围：读者在安静地挑书，然后默默地把一堆书往收银台一放，交钱走人。书店的老板对读者的无言也总有某种默契，他安静地给你算好账，告诉你多少钱，之后又安静地拿个袋子装好，或者麻利地用塑料绳扎好交给你，然后一句说：“谢谢！好走！”在逛书店的整个过程中，购书的人甚至可以不说一句话。书店，尤其是小而有品味的书店，如果当成生活的电影背景来看，简直像一幕无声剧。那些在柜架上层层摆放的书页中，写满庄重的语言，对你提出沉默和聆听的要求。因此安静似乎是逛书店时不成文的规定，即使是和熟识的朋友一起挑书，你们也不会在店里用平日里的音量去交谈。事实上，年轻人应该多邀自己的暗恋对象去逛书店，两人只要进到书店里头，声线就会不由自主地降到唯有耳鬓厮磨才能听见的分贝，可以乘机拉近双方的距离。

    许多爱好可以使我们不断认识新的朋友，例如驴友、牌友、棋友等。然而在书店里闲逛的读者们都属于沉默的个体，不太可能产生交集。我们偶尔也会对身边的读者产生好奇，想看看他在翻什么书，或者了解一下他的身份，为何会对一本我们熟悉的书感兴趣，但却极少为此而冒昧地上前搭讪。逛书店这种爱好，不像泡吧，本质上不是去邂逅人的，而是去邂逅书的。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找一本什么书，不会去书店，而会到网上去下单。当我想要进书店逛逛时，当然便是抱着猎奇的愿望。因此对于逛书店爱好者而言，所谓好的书店就是能不断给自己带来惊喜的书店。这种惊喜感是网上购书断断无法获得的。每见书架上出现了新出版的好书，不但阅读的兴趣得到了刺激，同时还感受到知识与文明在不断进步的欣悦。

    能够带来惊喜的不一定要是大的书店。例如在我生活的小镇上，书店的品味普遍是糟糕的，架上堆着的全是教辅、炒股、网络小说、成功学，外加几本名人传记青春文学唐诗宋词世界名著。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个门店窄小的书屋，店门口摆着的，无非也是以上这些书，穷极无聊地走进去，里头一层是出租武侠、魔幻和言情的书架，再走进一层，发现最里头的两个书柜居然别有洞天，书题是爱好文史的人一看到就会倍觉亲切的，其中甚至还有像杨嗣昌的文集，赵汝愚的《宋名臣奏议》之类罕见的书，此外还有少量书法碑帖画册。回头一看坐店的老板，四五十岁年纪，个子矮小，留着一头郭峰式的不羁的长发，很艺术家范儿。这家店便成了我在小镇上唯一会去逛的书店，在这里我买过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和岳麓书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这两套丛书中的不少册，还淘到过萧关鸿编的《百年中国传记经典》，和汤一介等人编的《百年中国哲学经典》，苑书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等很觉心喜的书。对于镇上有书店会购进这类书籍我颇觉奇怪，老板也对有人（年轻人）会买这类书感到稀奇，几次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是老师吧？”但这类好奇心并无追问的必要，合上书页，你我都是尘世里谋食的俗人。

    书店可以当作城市精神生活的标本。只要不赶时间，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先去逛它的书店。书店大而有名的，书目往往齐全完备；书店小而有限的，则上架的书必经过挑选，更能体现出店主的情趣。我在北大附近逛过一家书店，虽然并没有发现想买的书，但意外地瞧见书架上贴着一张淡青色的纸笺，上面用钢笔抄写了一首策兰的诗，它像某种接头暗号，各自沉默的读者提了个醒：瞧！你并不是一个人在书海中落寞地阅读着。大而专业的书店则是纯粹的（例如我尤其有印象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店、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像教堂或庄严的庙宇。因为书题就是一种视觉的语声，当你看到浩瀚的书架摆满了书中精品，挑不出一本与真正的阅读无关的杂书，闻不到一丝功利或欲望的气息，顿时便听见了人类精神中的无上纯净，如同步入天主教的教堂，被童贞女合唱的颂歌所萦绕，即便不买书，也能获得心境的涤荡。在一间真正纯粹的书店里，我们会感到写书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获得职称、荣誉，读书也不是为了对付考试、美化自我或满足幻想，而是为了让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不断地偶遇、碰撞、闪光，犹如宇宙诞生之初神秘而混沌的时刻，弥散的星尘正在缓慢地旋转凝聚，创造出天体与生命。

    在北师大时，课余我常去逛附近一家叫盛世情的书店。若从街上路过，往里头一看，会以为只是一家小文具店，店里头走一条狭窄的楼梯下到地下室，才是真的书店。这里书十分好，每次去我都要告诫自己不能太贪心，否则又有一大堆书要扛回湖南。店主和店里的书一样让人难忘——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带着厚厚的眼镜，双颊瘦长，眉头紧缩，傲气满满的样子，似乎也曾是知识青年，有一次还听到他说晚上要去给别人讲课，因此熟客都不叫老板而称他为老师。我一面寻书，一面隔着层层书架，听他用沙哑的声音或与读者大聊人生感悟，或与店员感慨书店经营之不易，关门之决心。一个性情热烈而又常年关在地下室里的人，表达欲难免格外的强，所以书店的读者们便不时有幸听到各类奇言妙论吐泡似的冒出来。有一次我选了一本诗集，结账的时候，他突然很严肃地对我感叹：“读诗的人可都是精英啊！真能读懂的，一千个里头也找不出一个来！”他的语气总是严肃认真的，在这个时代，那样严肃地谈论世界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甚至有几分悲凉和滑稽，可是他不在乎。

    马路的对面还有一家叫野草的小书店，一般是一位戴老花镜的老太太守店，我去选书时，店里时常只有我一人。某个下午我在那里呆了很久，空荡的书店里，光线都变得昏黄了，我拿着选好的书放到她面前，她看着我，用一种小心的声调问：“你是学生吧？”我说不算是了，她说：“那我还是按学生的标准来给你打折。”找完钱她又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你。”这分外的客气让我感到一阵轻微的难过。“该我谢谢您。”我认真地说。另一次去的时候，换了个老头在守店，也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站在店里回几条重要的短信，那人不时抬起头来瞧我，最后很不高兴地问：“在看什么呢你！”我笑了笑，没生气，反而觉得店主的可敬，他显然认为选书应该是一件认真严肃的事情，就像选妻子那样，不容许心不在焉。只有对书籍有真感情的人才会如此。然而即便是名校旁的书店，也未必是多么受欢迎了。现在的人想要的，书籍给不了了，他们需要的是对人生的解释，需要榜样、名人传记、成功的智慧、古典文学会歌颂英雄伟人的业绩、青年的勇敢和爱情，可是时代不同了，现在有哪个严肃的文学家会去写艰难奋斗最后赢得美满人生的励志故事？文学能给人的是生活的真相，是面纱背后的荒诞和深沉，而人们需要的却是许诺，是梦，是英雄必将铲除邪恶，善良必将获得回报的简化逻辑，是蝙蝠侠的炫酷或者乔布斯的成功。真相对于疲劳的人生来说，总是过于沉重的。

    在网络之外的现实中，纯粹因为对书感兴趣而认识的人，只有过一个，而且还算不上认识，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平时会把网购送来的书暂时搁在办公桌上，进来的同事看到了，偶尔会瞧两眼，翻翻书名，然后说一句：“看这么高深的书啊？”便走开去。有一回来了个送桶装水的小伙子，看上去很青涩，不到二十岁，他一边给我换水桶，一边死盯着我桌上瞧——当时有两本精装的《近思录集释》正摆在那儿。我暗暗奇怪，但也没有做声，结完账后，他站在桌旁迟迟不走，终于忍不住伸手摸着书页，捧到手里兴奋地问我：“这是什么书啊？”我说：“《近思录》啊，你喜欢这类书？”他大概不好意思问我《近思录》到底是什么，笑了笑说是。第二次再来送水，他鼓起勇气问我能不能借本书给他看，我说你想看什么书，他说你推荐吧。我便从旁抽了一本傅国涌的书给他，他特别高兴，说我绝对还给你，你要不信我可以把手机号留给你。我说不用，你拿去看吧。他让我想起忘了在哪看到的一则轶事，说卡佛十七八岁的时候，是个没受多少教育的送货员，有一次给一个老者家里送货，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叠文学杂志，他拿起来读了几行，便再也放不下了，老者见状把那叠书送给了他，于是便有了日后的大作家雷蒙德·卡佛。就这样，他每次来送水，都会借走一本书，并把先前借的书还给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同样的，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但他对阅读的热爱着实让我感动，为此我特意买了一套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他，算是一种勉励吧。他每次来都会羡慕地翻一翻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最后一次来，他问我能不能借这个给他读。我坦白地告诉他：“这个书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你。”他哦了一声，有点失望，转而借走了一本周密的《绝妙好词》。此后，再送水来时便换了一个人，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个青年。但我想，这是一件好事。